一、拜登政府稅收計劃的主要內容 

　　將美國企業所得稅率從現在的21%提高至28%。2017年，特朗普將美國聯邦企業所得稅稅率從35%降至21%，拜登政府計劃重新提高到28%。如果加上地方部分的企業所得稅，在大多數美國州，企業所得稅稅率將達到30%以上。這既高于OECD國家24.2%的平均水平，也高于我國25%的企業所得稅率。 

　　將跨國公司的全球最低稅率提高至21%，并逐國計算。針對一些跨國公司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進行稅收套利的行為，該計劃提出，將跨國公司全球最低稅率從特朗普時期的10.5%提高到21%，同時改變原來按全球總利潤計算稅收的辦法，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計算跨國公司應當繳納的稅收。 

　　新增對企業賬面利潤征稅的做法，稅率為15%。所謂的賬面利潤，是指企業每年向投資人報告時使用的財務報表中的利潤，通常高于用來計算納稅的利潤。拜登政府此舉，旨在補上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過度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漏洞。不管企業怎樣進行稅收籌劃，如果稅務機關認定其稅負過低，就不再按稅法計算出來的利潤征稅，而按財務報表顯示的利潤征收15%的企業所得稅。 

　　取消部分對跨國公司的重要稅收優惠政策。為了促使企業將就業和知識產權帶回美國，該計劃取消了一系列針對跨國公司的重大稅收優惠政策。主要包括：取消對美國公司在海外投資前10%的收益不納稅的規定，停止給予企業向海外外包的相關稅收抵扣，消除知識產權轉讓帶來的稅收漏洞等，同時擴大稅務機關對跨國企業的審計范圍。 

　　除了以上幾個方面，該稅收計劃還涉及個人所得稅、社保稅等方面，主要是將年收入40萬美元以上家庭的最高邊際稅率從37%恢復到39.7%，同時征收12.4%的社保稅。該計劃同時增加了對有兒童家庭的稅收抵免，對農村、清潔能源、重要產品供應鏈、小企業等也提供了相應的稅收支持。 

　　二、拜登政府稅收計劃的國內影響 

　　拜登政府稅收計劃的大部分內容源于其競爭綱領，這次正式公布時已取消了一些可能會引發強烈抗爭的方面（如遺產稅），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情緒。另外，即使共和黨提出反對意見，根據美國法律，政府可以啟動預算協商程序，以簡單多數的方式由參議院通過。因此，我們預判該計劃付諸實施的概率很大。 

　　該計劃預計15年內將增加2萬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傮w而言，拜登稅收計劃的主要目標是為其龐大的基建投資計劃籌集資金，針對的主要是大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和高收入群體。根據美國稅收基金會測算，該計劃將在未來15年內，為美國聯邦政府增加約2萬億美元的收入，基本上等同于基建部分的總支出。其中，提高企業所得稅、加強對跨國企業海外利潤的稅收征管，預計將貢獻1.3萬億美元，占全部基建投資計劃的55%。 

　　該計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美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據美國稅收基金會的測算，這項計劃實施后，2021年美國收入最高的1％的納稅人，稅后收入減少約11.3％；收入最高的5％納稅人，稅收收入減少約1.3％。但拜登政府承諾，90%以上的納稅人，“不會看到一分錢的額外聯邦稅”，甚至收入較低的20%的群體，收入還將有所上升。 

　　該計劃對美國的短期經濟表現有一定的負作用。由于拜登稅收計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大企業和高收入群體的稅收負擔，因此必然會影響到美國短期的經濟與投資表現。美國稅收基金會的靜態測算顯示，這項計劃將使美國經濟下降1.62%，投資降低3.75%，同時減少54萬個就業崗位。但長期而言，該計劃有利于改善和提升美國的基礎設施水平，對經濟增長有益。 

　　三、拜登政府稅收計劃可能產生的國際影響 

　　將全球稅改從減稅扭轉到加稅方向。歷史地看，美國政府每一次大的稅改，都產生了全球影響。比如，2017年的特朗普稅改，就驅動了全球范圍內的減稅浪潮。此次拜登稅改，則可能將全球近年來的稅改潮流，從減稅扭轉到加稅的方向上來。這與疫情后各國出現財政困難，急于尋找替代財源的內在需要是一致的。事實上，英國已確定到2023年，將大企業的所得稅率從現在的19%漸進提高到25%，另外一些國家也正在籌劃類似增加稅收的方案。 

　　全球最低稅率有望達成。所謂全球最低稅率，是指跨國公司應當承擔的最低稅負。這個問題之所以出現，主要是跨國公司利用各國政府競相吸引外國投資，紛紛出臺各種稅收優惠政策所形成的“稅率鴻溝”，通過各種方式轉移利潤，最終使其所承擔的稅負低到完全不合理。為了應對這個問題，OECD主導的全球稅收改革方案已提出將全球最低稅率設定為12.5%，以確�？鐕�企業“最少交一次稅”。特朗普時期，美國政府對OECD這一提議直接拒絕。拜登政府上臺后，已多次公開表示愿意回到OECD的談判桌上，共同推動全球數字經濟稅收改革，結束全球稅率逐底競爭。該計劃率先在國內推出最低稅率，可視為全球最低稅率有望達成的前兆。 

　　美籍高科技公司將面臨“回流”與“交稅”的艱難選擇。促使美元回流，將資金和就業帶回美國本土，是近年來美國政府的一貫主張。但不同時期，政府采用的具體政策各不相同。特朗普時期，政府主要采用“稅收赦免”的方式，通過增加知識產權的稅收抵扣、降低海外投資收入的稅率等方式，吸引在外美企主動回流。但由于其它國家和地區推出更低的稅率，因此效果不彰。此次拜登政府的稅收計劃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對企業減少抵扣、提高稅率，另一方面協調出臺全球最低稅率，內外夾擊，逼迫在外的美國企業要么將知識產權和就業轉移回美國，要么承擔較高稅負，二者必選其一。 

　　四、利用拜登稅改帶來的改變，加快推進我國直接稅改革 

　　近年來，我國稅改的主要基調是減稅降費，“十三五”時期累計達到7.6萬億元。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稅收進一步下降，目前以稅收計算的宏觀稅負已下降到15.2%，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的最低。綜合考慮各方面情況，有必要在優化、落實相關減稅降費政策的同時，深化政府收入的結構性調整，以穩定宏觀稅負�？衫�用拜登稅改可能帶動的全球稅改趨勢變化，加快推動我國從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轉型的步伐。當然，在操作層面要把握好節奏，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做到不急轉變。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副部長）